書寫生活，省視大千：尉天驄ー11/3（六）

樂生文學週末的第一場講座將於十一月三日於樂生開講，特別請到了尉天驄老師和大家談書寫與生活。於這邊提供尉天驄老師的簡介，以及今年七月與黃春明先生的一場對談紀錄，讓大家能於講座前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尉天驄老師簡介：

民國二十四年生。作家、文學評論家。政大中文系畢。一九七O年代，尉天驄提倡寫實文學，主張文學應該面對生活，面對社會，並反映社會各階層人民。1972年，他和唐文標開始對現代派作家和作品展開批判。1977年8月，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他和陳映真，王拓首當其衝，受到親國民黨文人的批評和攻擊。平日為文，肯定人的尊嚴、對各種形式之專制獨裁，批判不遺於力。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筆匯》月刊、《文學季刊》、《文季》季刊、《中國論壇》主編。現已退休，專事寫作。著有小說集《到梵林墩去的人》、；散文集《棗與石榴》、《天窗集》、《眾神》；評論集《文學札記》、《民族與鄉土》、《理想的追尋》等。

尉天驄辦文季　挖掘有趣黃春明
2007/07/03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賴素鈴

「如果沒有《文學季刊》那些前輩和朋友，作家黃春明現在會做什麼？」他的好友尉天驄嗆他說，憑黃春明少年好打抱不平的個性，可能已在宜蘭打遍地方無敵手，若不是個大角頭，也是個立委了。接近真實的答案是：若沒有文季挖掘出黃春明，台灣文學將會多麼無趣。
一九六六年，尉天驄創辦《文學季刊》，成為台灣文壇重要作家的集結地。初到台北的黃春明在文季發表的許多作品都成為代表作。
在卅年前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尉天驄和陳映真、王拓等人，成為被點名批判的標靶人物。他在文壇向來有老大哥的分量，對黃春明更有提攜、知遇之功。其實，兩人不但同年，尉天驄還比黃春明小半歲。

問：當年尉天驄主編的《文學季刊》是黃春明第一個文學舞台，也是你們老友情誼的開始。還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情況嗎？

尉天驄（以下簡稱尉）：當然。那是文季創辦前一個多月，大家到姚一葦家中聚會。七等生說他有個朋友可以寫作、很有潛力。結果他帶了個土裡土氣的人來，那個人就是黃春明。

黃春明（以下簡稱黃）：（笑）我會很土嗎？

尉：他見了面也不大說話，頭低低的，笨笨的樣子。劉大任就問，老七（七等生）說這個人很有寫作潛力，這像嗎？我說，我看不大像。後來大家聊開了，我們問黃春明，你在哪裡讀書？這一問不打緊，黃春明把他從小到大丟人的餿故事，哇啦哇啦地講出來了。從在宜蘭念到台北師範打架、被退學，到台南師範也退學，到了屏東師範。（指著黃春明）這傢伙可以當「台灣師範學院聯誼會會長」，念過那麼多家師範，哈哈。黃春明一講完，姚爺（姚一葦）說：「今天發現一個真正的作家，大家握握手。」我們就是這樣認識這個土蛋的。

黃：那時我很緊張，都是名作家。我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只好頭低低的。其實我很活潑，只要一講到自己的東西，就可以講很多。

尉：我們認識沒多久就開始辦雜誌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季出版。

問：當時你怎會辦《文學季刊》？

尉：我大三（一九五八年）曾經接辦《筆匯》（文化批評刊物），和陳映真、劉國松、許常惠這些人介紹新的文化思潮，後來《筆匯》停刊。隔了幾年，我姑母尉素秋說：「你們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聊天、寫作很好，再辦一個刊物吧。」她就標了個會，籌了五萬塊錢給我辦文季。姚一葦、陳映真、劉大任、七等生、剛進大學的小女生施叔青都加入了。那時我們很狂妄的，不想跟老作家合作，都自己找人，哈哈。

問：為什麼當時文季那批人都在明星咖啡屋出入？

黃：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我最感謝明星的老闆簡錦錐先生，他對文人、文學季刊非常包容；明星的廁所很乾淨，都是他自己掃的。我們常坐到關門，有時到外面走走，他也不會把你的東西收走。

尉：雜誌出版時，我還沒結婚，家裡地方很小，我和大頭（陳映真）就到明星來。那時明星三樓有一個大房間，還有一個長桌子，我們就霸占了，也沒掛什麼牌子，就在那裡做事。

「將來我走 春明會陪我到最後」
2007/07/03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賴素鈴

約好在明星咖啡屋的三樓訪談，這裡是當年《文學季刊》的誕生地，也是相知大半生的文學評論家尉天驄與小說家黃春明文學黃金年代的老家。那個物質貧乏、心靈卻飽滿的年代，剛成家的黃春明到台北闖天下，認識了尉天驄及一票台北文藝「波希米亞」。黃春明幾乎以明星咖啡屋為家，妻子林美音也帶著孩子來了，長子黃國珍就在明星的桌上喝奶、換尿片，儼然「明星之子」。

黃春明曾撰文懷念那個年代，感謝「尉姑媽」尉素秋拿出「可買到二樓透天厝的五萬元」讓尉天驄辦《文學季刊》，「收養了一批文字流浪漢，耕耘一塊文學園地」，在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開拓了一片文學的風景。

文季培養作家，也是七零年代鄉土文學風潮的前哨站，更是黃春明與尉天驄兩個大頑童一生知交的起點。

尉天驄主張將文學根植於生活，關懷小民；黃春明也曾解釋「鄉土」：「不是說腳踩下去是爛泥就是鄉土，鄉土是心靈的故鄉。……當你自己的東西從這裡出來時，才顯現它鄉土的意義。」

有趣的是，在卅年前鄉文學論戰中，鄉土陣營裡被指著罵的尉天驄，竟是原籍江蘇的遷台學生。依慣例，所有流亡學生全認蔣作父，身分證的家長欄是「蔣中正」，籍貫「浙江奉化」；來台後，漢學家姑媽尉素秋說：「幹嘛攀這種關係」，要他改了。

在重要的時候編了重要的雜誌，尉天驄很珍惜。由政大退休之後，又回到寫作上，要把過去編雜誌那些事寫下來，不想晚年繳了白卷。

別人眼中的黃春明是：「這人讀過太多雜書，記憶力奇佳，最糟糕還長了一根反骨。」而且興趣廣泛，在小說之外，近年他做歌仔戲、兒童戲、繪本、撕畫，現在是《九彎十八拐》雜誌發行人、黃大魚兒童劇團團長。

沒有文學，來自黃淮平原農村的尉天驄，不可能和來自台灣宜蘭農村的黃春明，在台北有交集。相交既深，兩人的對話越少嚴肅的議題，一見面就是抬槓；沒說出口的，是彼此心領神會的默契。

三年前黃春明二子黃國峻自縊，黃春明寫下小詩「國峻不回來吃飯」，滿是心痛。前年尉天驄喪偶，亡妻孫桂芝愛畫，在黃春明等摯友幫忙下，去年辦了紀念畫展。

內心深處的歎息，他們慣以文字遣懷，顯現出來的只有生活上的嘮叨與關心。

黃春明夫婦一天沒接到尉天驄的電話就不對勁；擔心獨居的他沒好好吃飯穿衣，林美音會幫老友買衣、洗衣。黃春明要尉天驄別再「中廣」。兩個七十二歲的男人，就在明星咖啡屋，像小伙子一樣拚命縮小腹比一比。黃春明得意：「你的小腹縮不起來！」

花開花落，一路扶持相伴著走來。尉天驄說：「將來我走，春明會是陪在我身邊的人。」這句話，足夠了。

長子難產 寫出看海的日子
天驄去醫院 春明淚未乾 不談國峻之死 拍拍肩 就了解
2007/07/03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賴素鈴

問：聽說黃春明的大兒子黃國珍出生時難產，生了十四小時，黃春明還大哭一場，覺得女性真偉大，寫出《看海的日子》？

黃：那時候我太太難產，我都說「小孩不要了」，沒想到就出生了，我就痛哭。我太太的媽媽和姊姊還以為是她死了，哈哈。

尉：我到醫院，春明的淚痕還沒乾呢。

黃：《看海的日子》，一出就廿版呢。那時台灣雖然窮，精神卻很富足，越是沒有物質的時代，越需要精神。我的作品裡台灣的影子最深刻，很具體化，海外留學生一想到台灣，就能在我書中找到懷念。
那時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知識分子都很苦悶，大學生也都很有企圖心。閱讀很認真，我們也都受到鼓勵。

尉：我們那時辦雜誌是嚴肅的，介紹現代思潮、文學、電影、藝術；現在社會愈來愈消費主義，文化、文學都變庸俗，對生命、對情愛都不再嚴肅了，作品也就沒有靈魂！

問：回想卅年前的鄉土文學論戰，兩人怎麼回看那段歷史？

尉：今年就是鄉土文學論戰卅周年，我回頭再看——映真不見得會同意我這個看法，那不是純粹的文學論戰，而是對當時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一次 辯論，思考台灣的主體性，批評台灣對日本、美國的過度依賴；一幫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人和美國大使館都對我們的鄉土文學作品很感冒。

黃：今天看起來，鄉土文學不能叫做失敗，而是整個社會生產的方式都改變了。許多人為了生活離開鄉村到了都市，沒有農業，換了生活，文學的內容也變了。

尉：他寫鄉土，卻不受鄉土所限。就像托爾斯泰的文學觀，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我們關心的文學是要深入生活；文學在今天的台灣卻變成小眾。

黃：本土化絕對不能狹隘。宜蘭生產的「高接梨」，是用生命力很強、一點也不挑剔土壤的仙楂、鳥梨，和很高級的日本水梨接枝種起來。所有的文化都必須要融合。

問：當年黃春明曾被警總帶去訊問嗎？

黃：就是一輛黑色吉普車開到我家，兩個人把我帶走。問我跟陳映真（於一九六八年因左傾被警總收押）的關係，後來我寫了一分自白書交代清楚，他們就把我放出來了。

尉：他太太匆匆忙忙跑到我家，說：「春明被帶走了！」我到電信局，打長途電話到宜蘭給春明的爸爸。沒想到春明一下就放出來，還打電話跟我說，他要去看電影了！

黃：我們家裡一有什麼事，連夫妻吵架都找他解決。我兒子國珍、國峻都是他的乾兒子。我失業時，常常小孩吃不飽，他要帶他們去他家吃飯，就說：「春明，我那小孩在你家住那麼多年，我要抱回去養囉。」還跟孩子說：「你是我兒子。」真可惡！

尉：哈哈，國珍小時候胖嘟嘟的，是個小胖子，還真跟我有點像。
王禎和走時，我是最後陪在他身邊的朋友；將來我走，春明也會是陪在我身邊的人。

問：幾年前黃國峻（黃春明次子）自殺之後沒幾天，尉天驄極親的姑母尉素秋也過世。你們哥兒倆如何安慰彼此？

黃：他的姑母九十六歲壽終正寢，是很福壽了。這和國峻是不一樣的，唉……

尉：很多話我們不碰。彼此拍拍肩膀，不多廢話，就了解了。我太太過世，他們也一直陪著我。
這兩年我不敢講黃春明，因為我知道，失去兒子，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但是我總期望春明，快點提筆，由自己痛苦中提煉出來的東西是接近宗教層次的。或許心裡的結解不開；可是我要說：面對它！

天驄送棉袍 稿費當棉被
2007/07/03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賴素鈴

黃：他們在上頭編雜誌，我在二樓寫稿。如果說作家是一隻母雞，我下蛋的地方就是明星。我最早寫的〈城仔落車〉，是比較鄉土的。來到台北，看人家談現代主義，我們鄉下人想「壞了！」就想調整寫作方向，就用意識流手法寫了〈跟著腳走〉。
我在文季登的第一篇作品，沒怎麼討論，陳映真也在背後說不好，我還以為不夠現代。第二期的東西又更現代一點，〈沒有頭的胡蜂〉這篇也是栽了，哈哈。到了第三期，才寫出〈溺死一隻老貓〉，接著是〈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

尉：〈溺死一隻老貓〉出來後，姚爺說：「這才是你的小說。」
沒失業的日子，他一到明星，就掏一把錢放在櫃台，我們吃過飯，櫃台就會說：「黃先生付過了。」如果沒人先埋單，大家就知春明失業了，變成「八等生」了，那時七等生常失業，他比七等生還糟糕。

問：據說那時候辦雜誌沒給稿費？

黃：文季不但沒給稿費，作者還要貼錢；但我是一個例外。我寫〈青番公的故事〉之後，尉天驄送我一件他姑丈（任卓宣，政治理論家）的棉襖長袍。（尉：我說，就當稿費吧。）
那時我們家三個人沒有棉被。就靠這件棉襖長袍、師範學校給我們的一張棉被、他給我的一件大衣，我們冬天才有得蓋。這件長袍很好看，我穿上它去拍了張照片，天氣還沒冷，我穿著它在我住的巷子裡走來走去！

尉：黃春明穿上這件長袍、拿著菸斗，非常胡適之。

問：黃春明非常有生意頭腦？

黃：我想出很多賺錢的點子，我想過做綠藻麵包；想過做狗籠外銷，還想把台灣所有的神明都放在同一間廟裡，這樣信徒就不用巡迴全台拜拜。我還賣過便當。（尉：他是台灣便當之父。）為了寫小說，把我的理想都一一消滅了。不然我現在可能是池上便當的老闆（笑）。

尉：你好久沒有寫東西了，你的社會活動太多啦，有些是別人也做得來的。你血糖高，精力應該集中，多寫小說。我們歷經人事滄桑，應該寫出更深刻的作品。唉，文季那幫人現在還在寫的，沒幾個！